
10月7日,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虹桥论坛上说出了一些“不正确”的事实:“强政府、富企业、弱居民”是中国当前最现实的困境。他话音一落,整个网络都震动了。不是因为它有多新奇,而是因为它终于大大方方地说出了人们多年来藏在心里的事情。
过去,我们总是被教导一个逻辑:GDP增加了,国家富裕了,大家的生活自然就会好起来。但事实是:国有企业资产八年翻了三番,居民年均收入仅增长5%;企业利润再创新高,但年轻人仍担心“35岁失业”;外贸顺差位居世界第一,村里却迎来了一波提前三个月返乡的人。有什么问题吗?刘宇亚nchun 一针见血:人们不是不想花钱,而是真的没钱花。中国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8%,低于55%的全球平均水平。这不是“储蓄文化”的错,而是分配结构的重大问题。在最初的分配中,企业得到的多,居民得到的少;再分配监管薄弱,税收和社会保障对低收入群体的支持很少。结果是:政府有钱建设基础设施,企业有钱扩大产能,老百姓却在住房、教育、医疗等贷款面前勒紧裤腰带。更讽刺的是,我们的个人所得税主要由工人阶级分配,而高收入者的财产收益和资本收益却处于有效监管之外。一方面,个人所得税从职工工资中扣除。工资单,另一方面,一些财富通过股票、房地产和金融工具悄然增值。工党的回归无法战胜资本的回归,这已成为这一时期最真切的真理。
过去,我们靠“以工代赈”来维持这个循环:政府投资→企业招工→居民有收入→消费拉动经济。但现在,虽然经济重心正在向人工智能、新能源、芯片等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,但流水线上的岗位却越来越少,外卖、网约车等也成为了“流失岗位”。普通工人被排除在快速增长线之外,所谓的“涓滴效应”早已枯竭。而住房是压垮消费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96%的住房拥有率听起来不错,但在这背后,有多少家庭已经攒了三十年的钱包和抵押贷款?房子本来应该是一个安全的居住地,却成了财富的枷锁。他们不敢辞职,不敢生孩子,不敢生病,也不敢买新衣服。刘元春的药方很简单:政府要从“投资型”转向“服务型”,企业要盈利,福利要保障。
北欧的经验告诉我们:高税收和高福利养不活懒人,但通过制度设计,经济增长的成果实际上可以落入普通老百姓的碗里。如果孩子上学不愁、看病看得起、养老有保障,人们就敢用储蓄去消费。这不应该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对话,而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底线逻辑。没有健康的消费,就没有稳定的服务业;没有服务业,就很难有优质就业;没有工作,无论多高GDP是多少,那将只是空中楼阁。
归根结底,“强政府、富企业、穷居民”这九个字,归根结底是一种危险的幻想:经济繁荣≠民生改善。建筑物可以依靠钢筋和混凝土来支撑其高度,但如果地基砖受风雨影响,无论建筑物有多高,都无法抵御风暴。刘元春的讲话之所以“规模宏大”,并不是因为他所说的激进言论,而是因为他勇于承认,我们的发展不仅要建立在宏观账上,更要建立在人民账上。 GDP数字会过去,但母亲为孩子学费发愁的眼神,父亲默默收拾行李提早放假的背影,才是经济真正的温度计。希望未来的政策制定者记住: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,其金融体系并不拥有数万亿资产。但在菜市场里,普通人可以轻松地拿着一张百元大钞,毫不犹豫地说:“很贵,买一张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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